多晶硅巨头OCI斥巨资实施技改

声明分为两类，一类为断言式(assertory/assertative oath)，是关于过去的事实的声明，一类为许诺式(promissory oath)，是对未来行为的确认。

德国法在判断艺术作品是否对青少年产生道德损害时，会成立多元开放的鉴定团体，但我们却交由具有所谓职业资质的鉴黄师个人决定。对于复杂社会的法益冲突，我们采取的仍旧是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动辄就启动对个体影响甚巨的刑罚处置。

在理论漫谈、制度构建和个人生命体验之间似乎存有一个巨大的鸿沟，它使很多问题都被异化和扭曲。相信很多文艺青年都曾痴迷过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小说所表达的并不只是有人低头捡便士，有人抬头看月亮的人群对照，而是一种对艺术的极致颂赞。进入专题： 色情小说 出版自由 艺术自由 。我们通常的认识是，色情与艺术是相悖的，我国刑法实践就把淫秽物品归类为毫无艺术价值的作品。因此，立法者在评判某类作品时可谓慎之又慎，为论证某类书籍是否会对青少年产生危害，立法者曾邀请社会学、性学、精神病学、心理学、教育学、法医学、犯罪学、神学、哲学、法学领域的诸多专家以及刑事警察、社会福利、少年辅助以及教育领域的事务工作者进行过广泛的听证。

艺术既与色情互不排斥，也可能与道德互相违背，何谓艺术不能交由大众意见做决定，因为艺术自由所保障的恰恰是少数人的自由。艺术之美在书中甚至超越了道德本身具有了至高性，只要画家最终创造了美本身，其他众人庸常地生活、受苦、被愚弄甚至死去，仿佛都是值得的。后来他开始以宪法解释学的方法来处理土地产权问题，并针对宪法第10条第1款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条款提出了他的1.0版方案，我感觉他的研究让宪法学研究的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正如雪阳所概括的，中国土地产权和土地管理制度的知识生产主要来自经济学、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即使在法学界，之前有所关注的也主要是民法学者。因为他和相关宪法解释学的研究经历和研究成果表明，在经历了系统的外国教义学学习和训练之后，中国的宪法学者是可以独立自主地基于中国的宪法提供中国的宪法解释学方案，并有效回应中国法律和社会的重大问题。张翔 2018年7月1日于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 作者简介：张翔，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我相信，读者都能如我一样，在阅读中感受到他的学术热情和学术担当，感受到土地制度改革的艰难与希望。

规范文本简约含混，立宪者意图又模糊缥缈，这让规范性、阐释性的法学作业难以着手。（参见这本书的补记）但确实如雪阳所说的，正是基于对他的1.0版方案的批评，宪法学者们提出了多种对于宪法第10条第1款的解释方案，原来饱受冷落的土地产权问题的宪法研究，突然繁荣了起来。

宪法学界关注不多，可能是因为宪法学的议题太多，关注不过来。如果要实现学术的进步，却罔顾古往今来人类所积累的智慧、知识和方法，仅仅靠自己夜郎自大式体悟，那显然是愚蠢的。雪阳这本书的主题是土地，他的工作也是宪法学的开疆拓土。原因在于，雪阳在这本书里展现了土地产权研究的宪法解释学转向，而我一直是在为宪法解释学/释义学/教义学鼓与呼

应当摸着宪法过河(韩大元教授语)，而不是要超越宪法，鼓吹法外的世界很精彩进而倡导良性违宪。因为在一个共识日益成为稀缺品的时代，宪法与土地制度也不可能通过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得到解决，情况甚至会变得更糟。对于博士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以及当时所得出的诸多研究结论，当日之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当我完成这篇补记时，距离开始写作博士论文已九年有余，距离博士毕业已六年有余，距离博士后出站也已四年有余。

但关于宪法，有一些论点必须补充。在这种社会状态之下，我们应当将宪法作为整合各种观点分歧和利益纷争的解决框架，而不是要抛开宪法另搞一套。

3.有朋友批评说，无论是笔者所提出的1.0版宪法解释方案，还是2.0版宪法解释方案，都不符合宪法的原意。在这种研究思路的指导下，我虽然也对我国现行的宪法和土地相关法做了规范分析，但主要是采用外部(特别是制度经济学)视角来从事土地法律问题研究，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也更加接近社科法学的思路——事实上，博士论文第三章的部分内容就曾在社科法学的理论阵地《法律与社会科学》上发表。

对于这种批评，我在本书的正文已经做了回应，这里不再详细回应，这里仅仅需要指出，我国的现行宪法诞生于一个伟大的改革时代，甚至其本身就是一部改革宪法，而且现行宪法及其所处的社会依然处于剧烈的转型过程中。是啊，在这世间，又有什么可以与研究上取得突破，更让一个学者感到高兴呢。最后，正因为存在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博士论文的最后一部分在讨论到更为宏观的(土地)法律制度变迁路径时，对良性违宪等理论主张表示了很大的同情和支持。三、从现有的学术回应来看，2.0版宪法解释方案更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但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还存在一些异议意见。不过，一名合格的研究者不能满足于停留在抛砖引玉的阶段。具体理由有三点： 1.我国现行宪法确实是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但什么是社会主义是一个需要重新思考和重新问题化的问题。

我国当前的土地制度改革正处在重要的转折点，但改革之难也是有目共睹的。但需要看到，在经历了四次修宪之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接纳到现行宪法之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规定也成为了现行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九年间，笔者从一名稚嫩的博士生，一步步成长为博士后和高校老师，这篇论文也从最初的20万字变成了40多万字。第二种批评意见来自宪法学术界内部。

韩大元老师门下的于文豪、赵真、孟凡壮、陈国飞等诸位同门，樊纪伟、孙娟娟、刘笑岑、刘明等诸位博士后同仁，决定发表我颇有争议论文的各位期刊编辑，以及为我的调研和写作提供方便和信息的国土资源部、国务院法制办、中国法学会，北京市国土局、农研中心，河南省国土厅，新乡中级人民法院，苏州中级人民法院，上海浦东发改委等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也要一并感谢。在此，要感谢我的父母、妻子和我的弟弟、弟妹以及各位亲友，没有他们的理解、支持和帮助，我断然是无法完成这艰苦的学术研究工作。

通过上述这些修改，在内容上，本书已经是笔者博士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以及博士后出站后四年研究和思考成果的综合体，而不再是当年稚嫩的博士论文。认识到了上述缺陷后，笔者毅然放弃了尽快出版博士论文的想法，着手开始研究如何从法释义学的角度来理解、解释和处理宪法中的土地制度条款。对于博士论文，最初的计划只是再多补充一些关于宪法土地制度条款的制宪和修宪史资料，然后就将此书出版。没有与他们深入的交流和讨论，这本书肯定是面目可憎了。

也就是说，在现行宪法之下，集体所有制和集体所有权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是实现某种更高经济和财产形式的过渡形态或权宜之计，其拥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并与国家所有制和国家所有权一道受到了宪法第12条神圣不可侵犯规定的保护。完全客观化的解释方案既不可能，也不存在，否则就要由智能机器人来解释宪法和法律了。

而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也已经向法释义学回归，并努力实现社科法学和法释义学的融合。然而，解释论要比立法论的研究要艰难百倍——因为前者无法信马由缰，而只能戴着镣铐跳舞，而后者则可以长啸一声抒怀襟，自由地在思想原野上奔跑。

2016年5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法学研究》编辑部和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专门就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个宪法条款召开了专题研讨会，与会学者们纷纷提出他们各自的研究结果和宪法解释方案。现在回头来看，当时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鲜明的特点。

既然这些条文终归是要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那么费尽心力地研究如何进行宪法解释，岂不是白费心力，浪费青春？持有这些观点的朋友对笔者的选择表示不能理解，批评我开始变得保守起来，并为这种研究立场转向感到痛惜。其二，在国内导师沈开举教授的指导和影响下，博士论文的最后一个章节就如何改革和完善土地产权和管理制度，提出了一个系统的法律制度改革方案。但作为知识分子和宪法学人，有必要对这种社会变迁和宪法转向保持清醒的认识和洞察力，并通过理论的梳理和知识的传播来积极引导社会观念的更新，而不应身体进入新的宪法秩序，脑子还停留在旧的宪法时代。如果市场经济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极大丰富和共同富裕的目标，那么在国家治理的具体领域也不妨一试，而且计划和市场可以交替使用或者配合使用。

2.当然，上述这些问题都是复杂的学术问题，需要系统且精细化的论证，不宜在这篇补记中再继续展开。我们今天的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不但广泛接受了小平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而且还做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决定，这表明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彻底破产。

最后，还要感谢我曾经求学的郑州大学法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以及我目前工作的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各位领导和同事的关照、鼓励和支持，感谢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对本书出版的大力资助，感谢上海三联书店的郑秀艳编辑对本书在出版过程中提供的专业编辑意见，同时还要感谢曾经在上海三联书店工作的冯静编辑，正是因为她的提醒和鼓励，我才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是否要在现行的宪法框架下推动改革方面，笔者欣然接受和支持以人大宪法学派为代表的关于宪法应该成为改革的框架秩序，改革不能逾越宪法的边界(张翔教授语)的主张，而且并不以这种保守的立场被人批评感到不悦。

认真反思之后，笔者认为，2013年所提出的宪法解释方案确有弊端，但其弊端主要在于宪法解释的技术和语言表述不够成熟且不够体系化，而不在于其他方面。到本书书稿完成为止，已经有10篇左右的重要学术论文发表，并形成了约6—7种较为完整的宪法解释方案。